此足以为当今学界那些不实事求是做探讨而摆脱束缚，乘兴发言，是在写抒情诗的所谓学者、哲学家、思想家等作戒。
日本人的天皇崇拜含有儒学忠君成份，但更多的是出于神道(天皇是天照大神之后)，也夹杂着佛教信仰。刘宗周的特色正如他的弟子黄宗羲指出的那样：「先师所以异于儒者，正在于意。
为甚么这样讲﹖王船山气论中，道德乃是理，它是气在运行中存在之普遍规律，要认识甚么是道德，必须去理解宇宙发展之规律。无独有偶，日本对朱子学的批判亦是气论。气最基本最普遍之意义为气质，或者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物质或质料。刘宗周对意与念作出严格区别，把「意之所起」称为念，它与外部世界相关。换言之，当气被界定为基于血缘关系的情感时，一旦主张理在气中，儒家伦理也就不可能越出家族之外。
一般来说，气论主导的思想方法比从它得到之具体结论更具生命力。第二、将气理解为物质，形体是气的聚合，而气的弥散令形体消失，这样，气（物质）一元论可用气的聚和散，来打通有形的世界和无形的世界。整个社会反智主义盛行。
显然，理论太有知识中心的味道，而论理似乎可以包含以伦理为中心的知识。在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古代中国，无论是儒生「成仁成圣」的道德修炼，还是对社会的道德教化，儒家经典和圣人的教导都起着重要作用。鉴别「言论」和鉴别「理论」的要求是不同的。从此，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对马列书本和原典的看法，正如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说的那样，假如一个人读了一万本马恩列斯的书，每本又读了一千遍，以至句句背得，却对中国问题熟视无睹，还是不能算作理论家1。
但是接下来的文字则可以显示毛泽东概括的知行关系的模式。改造主观世界并不是要不断提高人们对世界的理性认识，而是在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」、「狠斗私字一闪念」。
在〈实践论〉被奉若神明的文革时代，科学实验这一类实践也是被赋与了道德主体──工农兵大众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术权威则成为批判对象。余英时把明末王学流行导致轻视书本和知识的倾向称之为「反智主义」8。主张正确的理论来源于实践，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，马列著作中已讲过多次。在这个例子一开头，毛泽东把感性认识称为「不能作出合乎论理（即合乎逻辑）的结论」时，故意不用人们通常讲的理论，而用论理。
王夫之并没有简单化地把「言论」等同于「知」，但是作为一个既要批判程朱理学又要反对陆王心学的儒者，他批判理学经典最可行的方法，是把它归为一种言论。而这一武器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早已有之。毛泽东这样写道：「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，头一二天，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、街道、屋宇，接触了许多的人，参加了宴会、晚会和群众大会……。我们认为，以道德或以知识为中心所产生的认识论的整体结构是不同的。
当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具有道德内容时，显然，仅仅有间接经验就显得软弱而空洞，人只知道书本知识而无直接体验，这种知识一定是不完备的。一个以马列为信仰的革命者，从来不敢否定理解马列真理（它和体验「天道」一样）有独立意义，而只有把理论混同于言论，才可以得到毛泽东那样的结论。
首先，是将所有判断都变换成道德判断，即只有在道德的价值判断中，一个人如果真诚地相信某种价值，并实行它，那么才会自信这种价值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（实现）。显然，言论可以是假的（无论言论涉及的内容本身是多么正确），言论的真伪必须由行动来鉴别，这就开出了从实践效果来鉴定书本之先河。
六结论 〈实践论〉本是毛泽东30年代末在延安抗大讲课的讲稿，全文不长，从行文看，毛泽东写得很辛苦，远不如毛泽东其它讲话那样天马行空、流畅活泼。他在写作〈实践论〉过程中，系统参考了《船山遗书》，当时由于手头《遗书》不全，还写信给长沙徐特立，设法补全所缺各册13。』」毛泽东将这个最后结论的获得称之为「人们对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，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」3。随后，毛泽东进一步发挥这个例子，他说：「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，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，那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：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。文化革命中，〈实践论〉的群体道德理想主义内核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。因此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它之所可以用来反对外来「本本」权威，指引亿万人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」，正是凭借着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力量。
既然〈实践论〉是以群体道德理想主义为中心，那么在这种认识论转化为普遍群众运动时，就不难理解它导致的后果了。而改造客观世界也是建立一个人人道德高尚的社会。
毛泽东严格地把产生正确思想之实践限定为「生产斗争、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」这三大革命6。因此，人们常把「知」等同于读书和学习经典，书本经典是道德实践的前提。
由于在言论鉴别中必需考察言论的内容和言论者的动机，那么在群众考察某一理论时，最有兴趣的往往不是理论本身怎样在实践─认识─实践的过程中被修改，而是从否定理论内容迅速升级到怀疑错误理论提出者的立场动机，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逻辑。但在30、40年代，毛泽东只提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，科学实验是毛泽东在60年代重提〈实践论〉时加上去的，它在三大革命中只起辅助作用，正如儒学中知识和道德关系那样。
〈实践论〉在这一点和儒学知行观同构。照理说，这种说法很荒谬，科学理论是否被实践证明，政治主张是否符合实际，和科学家与政治家本身是否诚实并没有必然关系，而毛泽东却把理论被证明为真理和理论提出者的道德诚实联系起来，把党内教条主义者、路线斗争中持错误观点的人说成最终是因为不老实而失败，这一结论只有用证实「言论」标准来代替证实理论才能得到。但是仔细分析上述例子中最后结论，我们发现，仅仅根据知识论的逻辑关系，是不可能从「共产党抗战的真诚、彻底」推出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能胜利」这一结论的。这就是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学，强调的「知」和「行」均以人的道德为核心。
理论被证明只要看它的内容是否和实际符合，而鉴别言论的真伪除了考察其内容是否和实际符合外，还多一层含义，这就是要看说话人的态度。通常，唯物论的反映论者是很难走出毛泽东这一步的。
「行」则始终是围绕着人的道德实践展开的。毛泽东曾把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和科学家称为老实人，托洛斯基、布哈林、陈独秀、张国焘是不大老实的人17。
毛泽东用来剥夺王明等熟读马列原典理论家的地位、树立自己思想权威的哲学武器正是〈实践论〉，毛泽东在回忆为何要写这一哲学论文时，曾把它和列宁作《帝国主义论》相比，认为这是适合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2。但提出来自实践的理论必须再次放到实践中才能被证明，却是毛泽东的贡献。
但是毛泽东的〈实践论〉中却对「真知」的来源有着限定，它不是泛指的实践，而是指某一群体道德主体的活动。」12从字面上看，毛泽东用未经学生亲身体验证明为理由而认定书本知识不完备，这是极荒谬的，因为人学到的大多数知识都不可能去亲身证明。王夫之在讨论「学」和「思」关系时，就认为对待经典要想一想「其理果尽于言中乎？」10事实上，从言行模式来分析王船山的知行观，就可以抓住他批程朱之要害。一〈实践论〉的群体道德理想主义 众所周知，〈实践论〉有一个副标题，这就是「知和行的关系」，明确暗示其思想的传统渊源。
当时知识分子投奔延安参加革命，自然是把革命实践当作对自己道德纯化的考验，只有在这个前提下，毛泽东那种颇为强词夺理的论述在他们看来才是顺理成章的。〈实践论〉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地位的变化，正好戏剧性地刻画出马列主义被纳入儒学道德理想主义的程度。
有关王船山知行合一说的不少研究，都认为它最接近唯物论。王阳明反对「本本」主义的方法是推崇「良知」，特别是诉诸那些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的体验。
」我们知道，马列的认识论，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反映论，强调主观是客观的反映。1942年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著名的延安整风，用「实事求是」反对「本本主义」。
